1997年，李稻葵成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从事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1999年，为了能够得到更大研究空间，李稻葵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研究条件，选择了能更近距离观察中国发展的香港科技大学。这时，他的研究与母校清华大学连接在了一起，2002年，清华大学将他作为“特聘教授”请回母校。经过两年的磨合，如今李稻葵利用香港科技大学的学术假期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全职工作，并创办了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把中国改革实践升华为理论

　　李稻葵的学术之路一直与他心中的大命题“中国的发展”紧密相依。上世纪八十年代李稻葵就开始重点研究国企，提出了既非“管理派”又非“产权派”的主张———深入所有制和产权的改革。并由此引发与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者张维迎的论战，成为经济界一时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并不能截然地用某种方式解决问题，比如乡镇企业，产权不明晰却收效甚大。因此，李稻葵曾提出转型经济中的模糊产权理论，主张在改革中采取有合理性的次优安排，从而逐步推进改革的深化。

　　李稻葵认为，应当把政府行为纳入研究视野，只有如此才能够切实推动改革进程，这也是他研究的独特之处。他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主要研究方向为制度变迁对一国经济效率的影响和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经济决策。在胡佛研究所期间，李稻葵看到中国政府官员行为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以往以个人政治生涯为目标转变为通过地区发展显示个人政治能力的模式，由打击组织经济发展转为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巨大的变化令李稻葵热血澎湃：在美国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十余年，却始终只能徘徊于边缘学科，而且“美国如何因应中国兴起”的研究目标与自己出国留学的初衷可谓南辕北辙。终于，他走上了回归的道路。

　　回国后的李稻葵又进一步调整了研究思路。他很肯定地说：“中国目前需要认认真真研究中国自己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策问题的经济学家。回来后，要坚持国际学术标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跟世界对话，要把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升华成理论与国际学术界同行对话。对话不等于照搬，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李稻葵说：“我的研究要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科学决策服务，但做这种研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站在一个全球经济的视角，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从而做国情研究。中国经济在日益国际化，我们的开放程度在大国里也首屈一指，所以这就要求用全球化的智慧来研究中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