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上述问题中，无论是统计口径上的各持己见，还是对各自经济利益认知上的心照不宣，对两国来说本来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对外推行霸权、对内多元民主的国家来说，借用国内政治压力，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以操纵国际经济关系，在外交上早已驾轻就熟。由于近两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过快，已经达到了某种心理承受的极限，加之对“中国崛起”的不安，不断攀升的对华逆差在美国国内遂变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很容易激发出类似20年前“排日风潮”（Japan bashing）那样的“排华风潮”（China bashing）。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如果仅仅局限于经济理性的非政治方式而试图对美国加以规劝，对于解决双方的贸易冲突实无裨益。
中国在处理与美国（以及欧盟）贸易争端问题上的惯常做法是“订单外交”，也就是通过经济利益上的让步来换取双边经济政治关系的稳定。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订单外交”对缓和双方贸易紧张关系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它对中国产业的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例如以巨额外汇资金采购波音、空中客车等大型客机，不但使我国飞机制造业难以发展，也会造成民航业内部的恶性竞争。其次，“订单外交”或许能收一时之效，却不能使中国根本摆脱美欧发达国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不断升级经济政治压力的被动局面。从本质上讲，这一局面是由中国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所确立的国际贸易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要进行大量的产业投资，由此而成为世界最大的低技术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而跨国公司积极把中国整合进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则进一步导致了中国国际贸易量的激增。有关研究指出，如果扣除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贸易，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则下降了30%。
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特殊重要性为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因为世界贸易的80%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而外资已经控制了中国近60%的出口贸易，以及高新技术出口的近90%，因此，如果中国在谈判中把贸易问题与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问题“挂钩”，那么就很有可能赢得主动权。
具体地说，首先，中国绝不能屈从于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度升值的压力，因为在华外资企业大多从事加工贸易，人民币的升值将引起其进口的原辅材料成本的下降，因而对其出口影响不大，而本国产业大多从事一般贸易，升值幅度过大势必将严重削弱国内产业的竞争力，造成国内需求的进一步萎缩。其次，中国可以在对美谈判中采取强硬态度，警告美国，要大幅度削减对华贸易赤字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对美国在华投资实行限制，这样远比通过一次性的几十亿美元的大宗中国政府订单减少美国贸易赤字要有效得多，因为即便是按照中方的统计，30%关联交易的消失即意味着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将减少大约340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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