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进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立法与现实、立法与改革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统一？中国未来的法治蓝图又该如何设计？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家江平教授。
中国的市场法律制度：
市场自由已近完善，市场秩序依然混乱
《中国经济周刊》：以法律的视角，您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秩序？
江平：我认为市场的法律制度应该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个叫做市场权利的法律制度，一个叫做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这两大部分从国家权利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
从市场权利的法律制度来说，国家应该是更少的干预，让市场的主体享有更多的自由。那么，反过来说，从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角度出发，恰恰应该有更多的国家干预。因为秩序没有国家公权力作为后盾，这样一种秩序是不可能得到完善的。
自由和秩序是建立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要素，而这两方面的法律制度我们国家过去都是欠缺的，即缺乏必要的市场自由，也缺乏市场的秩序。
从市场自由的法律制度来说，我们逐渐地在接近完善。市场自由主要涉及到四大财产自由或者说是四大财产权利，也就是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现在这四大权利我们都有了相应法律，物权已经制定了《物权法》，债权有了《合同法》，股权有了《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也已经出台，可以说法律制度已经接近完善。
谈完了市场自由问题，还要谈一下市场秩序问题。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市场秩序最混乱的国家之一。在我参加关于中小企业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斌在会上念了一份材料，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位居全球前列，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却只排在全世界120多位。这就反映我国市场秩序存在问题。
市场秩序存在三大问题：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商业垄断。第一个商业欺诈，包括信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目前市场上的商业欺诈十分严重，虚假的商业信息，药品食品的质量问题，目前政府已出重拳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成为潜规则，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秩序中一个很大的毒瘤。现在政府也在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是商业垄断，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不能垄断。目前，中国的行业垄断十分严重，为什么石油行业、电力行业的工资那么高，因为它们形成了行业垄断。垄断必然形成高额利润。
立法与现实、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三大平等中亟待解决城乡平等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0月1日起，《物权法》将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从起草到实施，经历的时间很长，这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什么问题？
江平：从《物权法》起草到通过来看，主要反映出我们社会目前立法、现实和改革之间的矛盾。立法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立法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其中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立法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物权法》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和房屋，城市里的问题是以房屋为核心的，房屋问题连带着土地问题；但是农村的问题则是以土地为核心的。
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从《物权法》中的三大土地问题可以反映出来。第一，耕地、荒地或者叫做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第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集体土地能不能开发利用，集体土地能不能建商品房；第三，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问题。
农村土地的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当今立法最突出的矛盾。我所说的矛盾是指现有的立法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农村土地上不能盖商品房，但是很多地方的农村土地上都建起了商品房，有人管这种房子叫做 “小产权房”。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的宅基地是不能够转让买卖的，但是现在很多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或者买地建房子。所以，这就是立法和现实的巨大矛盾和脱节。
立法方面还面临着一个复杂问题是，立法如果太理想化就可能导致无法在现实中实施，那么这样的立法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立法如果更多地向现实妥协，也就没有立法的必要了。因为立法要体现一种更高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市场法治进程中一个症结所在。
第二个复杂问题是立法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立法和改革之间是有冲突的。法律一旦规定了的问题，就不能再随便更改了，这样改革就可能是违法了。
但是，目前农村土地问题矛盾又十分尖锐，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承包地能不能流通，农村的集体土地能否同国有土地一样的出让转让，农村的宅基地能否随同土地上的房屋一起买卖等问题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又都属于(土地)流通问题，改革的核心是需要扩大流通。但现在中国的土地流通不是所有权的流通，而是用益物权的流通，如果要扩大流通就会跟现行的法律不一致。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平等吗？
江平：关于市场自由的问题，法律现在完善了，但是立法和现实，立法和改革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没有从深层次解决，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矛盾问题。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的，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要解决三大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