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局数据还显示，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8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494元，可见城乡收入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董玉华建议，不必对农产品(26.99,0.98,3.77%,吧)涨价过多干预，应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目前，我国已对小麦、稻谷等重大农产品实行了最低保护收购价格，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应进一步增强在农产品价格方面的支持，扩大对"三农"的支持范围和提高支持水平。

　　为避免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鼓励农业和粮食生产，一方面要认真整顿农资市场，防止农资物资持续涨价；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关键在于建立与种粮挂钩的直接补贴制度，通过直接补贴的反周期作用保护农民利益，防止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稳定粮食生产。

　　至于城市低收入家庭受农产品涨价而影响生活水平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和救济制度来解决，也可以开展小额信贷予以帮扶，从长远来看，不宜通过物价控制来解决。

　　金融支农长期以来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而据央行最近调查报告，一季度农业贷款需求景气增长居各行业之首。借鉴国际经验，董玉华提出，在农村，发展非常规金融优于常规金融，可以适当降低门槛。他建议给予民间金融以引导，规范其相应的法律地位，使非常规金融和常规金融协调发展，相互补充；可借鉴印度的做法，用立法的形式规定所有商业银行服务农村的要求，规定服务农村特别是基层行服务县域经济，是所有商业银行共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我国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大都难以保持商业可持续，他建议放宽对其利率的限制，用高利率覆盖风险，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小额贷款的通行做法，这样可以节省交易成本，保证机构的运转和长久服务能力。

　　另外，财政资金要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要加大对农村公共设施、公共卫生和医疗、文化建设等公共产品的建设。财政可以与银行共同建立担保基金，为小额信贷创造条件；可以与银行设立普遍服务基金，提高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老少边穷地区的能力和持续性。